20世纪90年代初，位于原南洋公司重庆制造厂旧址上的重庆卷烟厂 / 重庆卷烟厂 供图
1939年5月12日，黄昏中的山城重庆。残阳西斜，暑热翻滚。
“五三、五四”大轰炸惊魂未定，而枣子岚垭（地名）上空又早早升起防空气球——新一轮空袭来临，27架日机呼啸而至，一枚枚炸弹、燃烧弹，连续击中江北、枣子岚垭和南岸弹子石的雷打石街、大平街和码头河坝……
大地颤抖、浓烟烈焰中，一个坏消息传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重庆制造厂（以下简称“重庆厂”）被炸……
筚路蓝缕迁山城
1905年，旅日华侨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在香港创办了广东南洋烟草公司。
取名“南洋”，表示将与天津的北洋烟草公司一道“一致对外、共挽利权”，壮大民族烟草工业，抵御洋烟的冲击和蚕食。
抗战爆发，南洋公司主要生产基地受到严重威胁。1937年“八·一三”事变中，南洋公司位于上海东熙华德路的上海总厂被日军焚毁停工，生产重心随即转往汉口，业务中心也被迫迁往香港。
1938年6月，武汉会战爆发，汉口分厂正常生产秩序已无法保证，该厂逐步将设备、原料等拆卸打包，并遴选部分优秀经营技术人员，一起西迁重庆，参加了被称为“东方的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撤退”。
当时，内迁的9万吨工业设备和3万多人员，一下子都聚集到了离重庆还有近600公里的宜昌。其中，有汉口分厂的人员，以及拆运的卷烟机、切丝机等设备和原料。
这次撤退几经波折，历经血与火、生与死考验，一大批工厂、大量的机器通过长江水道转运至重庆，使得当时中国的主要经济实力得以保存，保住了民族工业的命脉。
汉口分厂各类设备、原料以及人员也抵达重庆，最终在弹子石雷打石11号扎根。南洋公司在重庆设立业务管理委员会，此时除香港厂外，公司业务重心完全迁移至重庆。
为尽快保障军备和大后方民生，国民党当局政府工矿调整处下达了“惟本处已颁布限期复工办法，并由本处添派外勤工作人员，与各厂切实联络，催促进行”复工指令。
管委会遵令招募员工和临时苦力，积极扩建工棚、安装调试设备，尽力克服物资奇缺等各种困难，加紧厂区建设……经过近半年劳作，1939年3月18日，重庆厂终于开机投产。
随着卷烟机设备轰隆隆的欢腾声，一包包“金斧”“花王”等牌号卷烟正式下线供应市场。
愈炸愈强再重建
两江交汇，浪奔浪涌。
因地处长江嘉陵江合流处突出位置，重庆厂成为5月12日敌机大轰炸投弹瞄准镜下的显著目标。
这一天，日机炸死炸伤重庆市民411人，刚刚复业的重庆厂损失惨重——厂区中弹燃烧，全部厂房焚毁，所有机械设备和大量原料及成品损毁。
“任你龟儿子凶，任你龟儿子炸，格老子我就是不怕；任你龟儿子炸，任你龟儿子恶，格老子豁上命除脱！”在重庆军民“愈炸愈强”的汹涌怒潮中，重庆厂上下奋力拼搏，积极重建。
然而，复产形势却异常严峻：
——机械设备的零件奇缺。卷烟机、切丝机等零配件在重庆本地无法购买到，只能派技术人员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战场火线，辗转到香港和上海采购。由于战时交通运输线经常遭到破坏，货品采办后途中转运又堪比重历“宜昌大撤退”，跨海涉水翻山越岭，装船卸车异常艰难。
——疏散的原料难以管理。为防备接下来的轰炸，管委会决定将残余烟叶等原材料，撤离到离厂区25公里的郊区磨夹沟等安全地带分散堆放，但因疏散得过于偏远，搬运人手不够，而且每一堆放点均要派人看护，运输和管护等非常困难。
——卷包烟女工招募不易。因为防空管制，市区人口强制疏散，再加上厂房面积所限，工作日又不能提供三餐膳食和夜间住宿，与弹子石附近纱厂的工作生活条件无法相比，招聘女工缺乏吸引力，因此厂里时常处于缺员状态。
——经营管理效率低下。因位于长江南岸弹子石，由于战时条件所限，缺少电话联系，与设在主城的管委会工作联系或购买物资等，均需派人乘船过江，而各渡口人多船少十分拥挤，往返一趟最快也需要半日。
最麻烦的是因空袭预警采用“逐地通报”土办法，敌机一起飞就沿途预警，重庆市区的防空警报往往提前数小时响起，一遇警报，工作一停就是半天，重建时断时续。
…………
困难重重，但重庆厂并未被吓倒，工友们同仇敌忾、众志成城，顶着夏秋艳阳的毒辣炙烤，开山填埋弹坑、凿山开洞隐蔽物资、铲平废墟重修厂房……终于经过5个月奋战，厂里又响起机器轰鸣声。
历尽艰辛传薪火
复产后的重庆厂，职员工人合计200余人，下设设备烟叶部、焙烟部、卷烟部、包装部，重要设备包括制烟机10部、制盒机3部，以及各类安全设备和阻燃灭火机具等。
然而，由于南洋公司决策层对抗战缺乏长远认识，仅仅把重庆厂作为公司发展权宜之计，又因西迁运输以及遭轰炸后重购等不易，几乎所有设备都欠完善，再加上厂房狭促、人手不足，生产遭遇相当多困难。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重庆及大后方物资极为匮乏、物价飞涨，厂里生产用的木料、纸张辅料等采购更加困难。
为维持正常生产，重庆厂与长期供应纸料的中元造纸厂商定，采取向银行贷款后借钱给纸厂的办法，换取稳定廉价的卷烟纸张供应。同时，管委会自行开设各类商行收购走私辅料，压低生产成本。
更揪心的是，连维持正常生产的烟叶也时断时续，原料供应成了生产的最大难题。
为突破日军封锁，管委会从美国引进了“大金元”“黄金叶”等烟草良种，派出技术人员前往昆明附近的富民、澄江、宜良等县，组织当地农民试种烤烟而大获成功。
“自港沪沦陷，运输困难后，本地烟厂，各采土产烟叶，或种美烟叶，加以改良试制”。此举开创了中国卷烟生产企业投资烟叶生产、组织烟农种植的先河，并带动了西南地区特别是云南的烟草种植业，对当地烤烟生产起到巨大促进作用。
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大后方军民响亮喊出“加紧生产，支援前线”的口号。1939年，重庆厂生产的各种牌号合计月均205.6箱（250条/箱），到1940年时已达月均379.5箱，并在其后几年一直维持每月300箱左右。
重庆厂生产的“金斧”“黄金龙”“双喜”“花王”等牌号构成了高中低端完整产品矩阵，包装上常印有“抗战到底”“振兴国货”等标语，成为战时民族工业品代表之一。卷烟产品除满足重庆市场外，还供应包括西北在内的大后方市场，产销规模扩大后又在四川简阳设立了分厂。
机器声日夜不息的重庆厂，不仅为山河破碎、纷乱流离的时代提供就业岗位，还增加了政府财税收入，有力支撑了前线抗战和后方稳定。
1942年元旦，迁川工厂联合会组织101家工业企业在上清寺举办为期15天的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向世界展现中国的生产和持久抗战能力，“参加者有钢铁、机械、纺织、化学、烟草、造纸、玻璃等”。“金斧”“花王”“黄金龙”等品牌与食品、纺织、制药、造纸、火柴等各类商品一起，赢得市民交口赞誉。
在重庆厂带动下，重庆地区的卷烟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到1947年底，全市共有大小烟厂127家，拥有大小卷烟设备172台，年产卷烟13257箱。
新中国成立后，重庆市企业局于1952年将重庆厂、大汉、华福、大成、新国、南明等6家烟厂合并组成“重庆烟草公司”，下设华福为第一厂、大汉为第二厂、重庆厂为第三厂。
1956年3厂又全部并入重庆厂，将其作为重庆地区唯一卷烟生产企业。1968年，重庆厂正式更名为“国营重庆卷烟厂”，这就是今天重庆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卷烟厂的前身。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
2024年7月，重庆市抗战遗址博物馆、卢作孚纪念馆先后将重庆厂西迁起源历史纳入两馆馆藏并公开展出，以此铭记那一段血与火淬炼的峥嵘岁月，见证民族烟草工业火种的不屈燎原。
薪火，在岁月流逝中，赓续传承而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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