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特辑丨抗战烽火中的上海烟草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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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黎明夜校部分师生合影，前排右一是黎明夜校校长、地下党员蒋瑛，前排左二是烟厂女工、地下党员夏良珍

百年芳华逐梦行，初心未改忆当年。

上海卷烟厂的前身，是英美烟公司于1925年开设的通北路烟厂，又称英美烟三厂，1934年改名为颐中烟三厂。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至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14年来，英美（颐中）烟三厂工人在党的领导下，踊跃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用行动诠释了伟大抗战精神。

2025年，上海卷烟厂迎来建厂百年华诞；2025年，亦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历史的烽烟与现实的荣光在黄浦江畔交织。上海烟草工业的百年发展历程，始终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与党的领导密不可分。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如今正化作澎湃动力，推动企业在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行。

压迫与反抗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英美烟公司的资本家为了榨取更多的财富，在英美烟三厂建厂初期，就加紧了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当时工人每天要工作10小时以上，生产任务紧急的时候，甚至要工作十六七小时，早晨5点进厂，晚上12点才放工。繁重的劳动、苛刻的制度、恶劣的环境，使工人一跨进烟厂大门，就像踏进“地狱”。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面对英美烟公司资本家的残酷压榨，英美烟三厂甫一建厂就成立了党支部，在党的影响和直接领导下，工人的思想觉悟和斗争方法有所提高，罢工运动取得多次胜利，也成功参与了大革命时期的两次重大反帝反封建斗争。1927年，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英美烟三厂地下党支部遭到破坏，但烟厂工人并未因此而屈服，仍在持续不断地斗争，为此后的抗战埋下了革命的“火种”。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日本侵略者又在上海挑起事变，随即爆发“一二八”淞沪之战。其间，英美烟三厂工人响应党的号召，热情支持十九路军抗击日军，积极参加捐款劳军和反对《淞沪停战协定》等活动。

为了加强对英美烟三厂工人抗战斗争的领导，中共沪东区委于1932年9月重建英美烟三厂地下党支部。然而，在王明左倾路线影响下，英美烟三厂地下党支部在发展党员过程中混进奸细，导致英美烟三厂地下党组织又一次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就在这最黑暗、最艰苦的岁月里，我党通过抗日救国会举办的黎明夜校，再次把革命的火种传递给英美烟三厂工人。1934年，地下党员徐明清老师在浦东女工夜校发展了英美烟三厂的锡包间女工张德珍、朱冰如入党。1937年6月，颐中烟三厂的女工夏良珍在黎明夜校由地下党员蒋瑛介绍入党，为颐中烟三厂地下党组织的重建创造了条件。

这些“星星之火”，在战火中淬炼出“自力更生、团结抗争”的精神，为民族烟草工业注入不屈的灵魂，也为此后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增强了组织力量。

救亡与抗争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月13日，日军又在上海燃起战火。在广大人民的支援下，上海驻军英勇抵抗，整个上海到处燃烧着抗日救亡的熊熊烈火。然而，由于日军11月在金山卫登陆，国民党军队抵抗不力，不久上海沦陷，租界沦为“孤岛”。

抗日战争前期，颐中烟三厂托庇于租界，供销渠道未受严重影响，产量仍保持较高水平。根据中共江苏省委提出“党支部要直接建立在产业里，要准备在敌人统治区域内长期坚持斗争”“把党的力量建立在重要的骨干企业里”等斗争方针，鉴于颐中烟三厂是上海规模最大的卷烟厂，是重要的外商企业，上级党组织决定重新建立颐中烟三厂党组织。

1938年夏，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工委书记的马纯古把夏良珍的组织关系转到颐中烟三厂，夏良珍通过读书会和交朋友等活动开展党的工作，半年内相继发展了丁月玲、戴林娣、陈炳南、陈启英、韩翠娥等女工入党。1939年3月，在新闸路一间平房内，马纯古主持会议，正式宣布成立中共颐中烟三厂地下党支部，颐中烟三厂党组织在漫天的抗日烽火中又一次“涅槃重生”了。

在那段沸腾的岁月中，颐中烟三厂工人抗日救亡情绪日益高涨。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关心下，颐中烟三厂在重建党支部后一年左右时间，通过读书会、夜校、储蓄会等对党员、工人加强抗日救亡教育，团结了群众，积蓄了力量，扩大了党的影响，壮大了党的队伍，并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

当时，烟厂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先后参加了“一二八”公祭、“三八”妇女节、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周年、抗议七君子被捕等抗日救亡活动；夏良珍参加了职业界救国会和国难教育社，积极从事宣传抗日、散发传单、抵制日货等活动；丁月玲、戴林娣等青年女工利用夜间纳凉的机会，上街宣传抗日；喻贵明等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陈心慈等与学生、店员一起上电台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等抗日救亡歌曲，积极从事抗日宣传活动。

在抗战期间，遵照党的指示，烟厂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尽管自己缺衣少食，还是作为后方服务团积极参加“节约救难”“节约献金”等活动，开展抗日宣传、慰劳抗战将士等工作。夏良珍在难民收容所条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不辞劳苦地抢着开展难民登记、分发饭票、服务病员等工作；曾参加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戴林娣宣传抗日，为支援新四军募捐寒衣，不但工友们踊跃捐献，就连部分市民也慷慨解囊。

支援与报国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租界接管颐中烟三厂，以极为残酷的手段来压迫工人，还停止了商品烟的生产，专门制造军用品“旭光牌”卷烟。当时物价暴涨，物资奇缺，烟厂工人每星期只开工一两天，每月工资仅能买一两斗米，工人食不果腹，只能采取开慢车、出次品、减产量等怠工办法和日本大班周旋，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经济战略。

为了积蓄革命力量，等待斗争时机，烟厂党支部除团结带领群众通过开慢车、跑单帮、打短工等方式共渡难关外，还遵照上级党组织提出的“一切行动社会化，政治上活动不要突出，隐蔽性要强，要多做群众工作，做群众知心朋友”，以及贯彻党在敌占区工作“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等指示，团结群众、隐蔽精干、积蓄力量，暗中发展和壮大党的队伍。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同时，颐中烟三厂党支部先后发展了王静、陈三连、周晓华等人入党，进一步扩大了支部力量。到抗战胜利前夕，颐中烟三厂党支部实际上已成为拥有60名左右党员的坚强战斗堡垒。

在抗战时期，特别是皖南事变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新四军需要大批骨干，因此，颐中烟三厂党支部组织党员源源不断支援新四军根据地工作。

1940年1月，颐中烟三厂地下党支部成员陈炳南、韩翠娥先后离厂，参加新四军；同年下半年，陈启英也离开上海，为新四军开展地下交通工作；之后周晓华、喻贵明、薛善璋、徐鄂等10余位地下党员相继离厂前往根据地，为支援苏北根据地建设、支持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以及党的地下交通工作作出了贡献。

这些同志在政治上忠诚可靠，在担任党的地下交通员执行护送干部、文化名人、进步学生和传送上级情报时，多次穿越日军封锁线，又多次经受敌伪岗哨盘查，特别是日本宪兵常常通过封锁线的带引人进行攻击盘问，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但他们机智灵活、随机应变，出色地完成上级党组织交办的任务。如陈启英在短短半年时间往返苏沪10余次，先后护送了50余名文化名人、进步学生进入革命根据地。

积蓄力量，蓄势待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形势日益险恶，为了保存敌占区干部的有生力量，党中央决定将江苏省委领导机关转移到淮南抗日根据地。在完成这一战略转移期间，周晓华等交通员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出入日军严密封锁的敌占区与根据地之间，在关卡林立、岗哨密布极度险恶的环境下，先后护送江苏省委多名同志进入抗日根据地，光荣地完成了党交办的任务。

追古思今，道在作者；登高望远，时复乐之。抗战时期，上海烟草工人在战火中艰难求生，用坚韧书写救亡图存的悲壮篇章；新时代里，上海烟草集团将继续以伟大抗战精神为帆，以创新驱动为桨，在高质量发展的壮阔海洋里乘风破浪、再创佳绩。